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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艰难的工伤维权之路

作者:张礼美律师

| 成功案例| 234人看过

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简介:

  2013年9月,张某在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承建的位于甘孜州某电站高空作业时,因机械故障,造成张某左手两手指受伤。因该工程系公司私下转包给赵某,赵某为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事故发生后,公司认为应当由赵某承担相应责任,而赵某对此只愿意支付5万元的补偿。协商了几个月,双方仍无法协商一致。

  案件经过:

  2014年4月,张某委托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张礼美律师代理其工伤补偿一事。张律师了解案情后,和张某到公司与有关管理人员商谈此事,希望能协商解决。但因承担责任的主体及补偿金额差异太大,未能协商一致。

  从此,张律师代理张某工伤补偿劳动争议纠纷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因张某在电站工作10多天后就发生了事故,与公司及赵某均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无工作证、工作牌等可以证明自己工作身份的证据。唯一可以证明其工作身份的只有同时在电站工作的工友。在张律师的指导下,张某联系了工作时的组长及两名工友,为张某出具了有关的书面证明,证实张某在电站工作时受伤的情况。但张律师整理好相关资料,向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时,成都市社保局认为因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资料,公司又不愿意在工伤申请表上盖章,因此拒绝受理,要求单独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

  2014年5月,张律师准备好相关资料,向成都市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证据资料确实很欠缺,通过种种努力,张律师调取得公司与赵某之间关于该电站建设的《承包合同》的复印件,并征得两名工友的同意,愿意出庭作证,以证实张某的工作身份和受伤情况。但事与愿违,在开庭的前一日,张某告知张律师,两名曾答应出庭作证的工友都电话联系不上了,不接他的电话或者是关机。案件一时陷入了困境。执业十几年的张律师知道,证人不出庭作证意味着什么,这最重要的证据没有了,该怎么开这个庭?该怎么来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呢?冥思苦想后,张律师心里打定了主意。

  开庭当日,张律师一早来到仲裁庭办公室等待仲裁员,但仲裁员迟迟未到,时间已临近开庭。张律师只好到开庭地点等待,公司委托的律师也到庭了。张律师对公司的律师说:您看能不能协商一下,适当地增加些金额,大家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吧?公司的律师说:协商不好,没法增加金额。仲裁员到庭后,张律师对仲裁员说:我以前与张某一起去过公司协商,就是金额差距有点大,公司只愿意给5万元,没协商好,希望能在开庭前通过仲裁员再进行调解,如果能调解好就不用开庭了。仲裁员对公司的律师说:那看看你们能不能协商一下?公司的律师回答说:协商不好,能协商好就不到这里来了。于是仲裁员开始主持庭审。庭审时,公司的律师否认公司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声称张某不是公司员工,不清楚张某所受伤害。由于证据上的某些欠缺,张律师着重于阐明客观事实,期望能让仲裁员从心理上认可客观事实以弥补证据上的不足。庭审结束后,公司的律师很快就离开了,张律师当着仲裁员的面给张某说:看仲裁怎么裁决吧,实在不行,你还是要再联系工友,准备起诉来确认劳动关系。不料仲裁员说:我都给你裁决了,你还起诉做什么?!张律师闻言大喜:谢谢老师!我还担心证人没有出庭会影响案件的结果。仲裁员回答:都在谈到赔多少钱了,怎么可能没有劳动关系呢?听到这一句话,张律师松了一口气,觉得前一日所定的思路对了!既然是证据上有所不足,那就在情理上下功夫,让仲裁员心理上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从而达到仲裁裁决的支持。2014年8月,成都市劳动仲裁委下达仲裁裁决书,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此,只是解决了工伤补偿的第一步。

  取得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书后,张律师再次向成都市社保局申请认定张某的工伤。但成都市社保局坚持要求向工伤事故发生地的社保局即甘孜州社保局进行申请,拒绝受理该工伤申请。张律师向四川省社保局投诉,但四川省社保局有关工作人员也坚持同样的意见,要求张律师向事故发生地即甘孜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为尽快地进入后面的程序,张律师只能妥协,于是又和甘孜州社保局联系。但甘孜州社保局对此却认为应当由成都市社保局确认工伤。鉴于此,张律师多方协调,终于在2014年12月取得由甘孜州社保局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张某所受伤害为工伤。随后,张律师再继续申请对张某的伤残情况进行鉴定。2015年3月,甘孜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书,确认张某的伤残情况为十级。

  2015年6月,本案进入了要求工伤补偿的劳动仲裁程序,张律师全权代表张某向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各项工伤补偿12万余元。2015年12月,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向张某支付各项工伤补偿十万余元。裁决书下达后,公司为拖延时间,迟迟不领取裁决书,后采取邮寄送达后,公司于2016年3月向金牛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公司不支付张某工伤补偿。2016年4月,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各项工伤补偿近9万元。收到判决书后,公司和张律师代表张某均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6年1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的《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书下达后,公司仍故意拖延时间,直至2017年2月才签收二审的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送达后,公司仍未向张某支付工伤补偿款。鉴于此事所经历的时间较长,如通过申请强制执行解决款项支付问题,将继续延长张某拿到补偿款的时间。张律师通过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协调,双方终于对支付款项达成协议,在2017年3月,张律师陪同张某去公司拿到了工伤补偿款。此事终于得到解决。

  在长达三年多的维权过程中,张律师考虑到张某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在一审和二审的过程中,均全权代理,张某无需从外地到成都参加诉讼,为张某减少了诉累和节省了有关费用,全部事项由张律师办理。在拿到补偿款项后,张律师与张某结算代理费用时,并没有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结算,张律师只收取了代理费用的四分之一。张某及其家属对此甚感意外,十分感激。

  案件简析:

  本案的难度首先在于,第一,张某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其所受伤害为工伤。在证据欠缺的情况下,张律师并没有局限于法律框架,而是考虑从人之情理上解决问题,并且最后也确实达到了认定劳动关系的效果,为此后的工伤补偿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根本不可能谈得上任何补偿。第二,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工伤等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劳动仲裁是前置程序,对仲裁裁决不服,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起诉,然后还可以上诉。导致其程序较多,时间较长。而劳动者往往在这维权的过程中很被动,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律师感受:

  张律师了解到张某的家庭状况比较困难后,尽力地让张某少直接参与诉讼过程,全权代理此事,为张某减少了诉累,节省了往来的费用。并且在最后结算代理费用时,张律师只收取了代理合同约定的四分之一的代理费,不仅仅是在维权路上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还体现了一个律师扶助和体谅弱势群体的情怀!历时三年的艰难工作,虽然张律师并没有从本案获得多少代理费,但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能够让他们最终维护自己应享有的权益,作为一个律师,成就感还是满满的!代理这样一个案件,累并快乐着!